见到刘长乐老板时，他刚刚换下一身中式的正装，一身淡黄色的休闲装，让他看上去少了些许“其鸣锵锵”的传奇，少了些“行高于人”的商气……进了刘老
板的房间，我们的摄影记者忙着布灯，刘老板看着看着突然说：“我这儿有一个闪光灯同步器，你先用着，方便些。”说着走进里屋把同步器拿了出来。于是我们的交谈也从关于同步器的话题展开。
“随身带着这么专业的同步器，您一定是个摄影迷吧？”
“迷提不上，就是喜欢而已。”
数码相机的背后
“随身带着相机和设备为的是，要是突发事件出现，我可以准确地记录下来。至于设备，当然要最好的。现在这些数码产品更新得很快，我是什么新用什么，不是因为我‘喜新厌旧’，我给凤凰的工作人员配的设备也是最新最好的，我想的是，要是老板都不知道一个数码相机怎么用，他领导的传媒能是最新锐、最独到、最及时的吗？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几点，那么我们的话语权从何而来？说一件小事：有一年我去埃及旅游，由于职业习惯，我就问了当地导游一些关于1997年‘卢克索事件’的问题。没想到那个导游情绪激动地说：‘你们都被西方的媒体骗了，枪杀57名外国游客的事与穆斯林极端组织无关，只不过是那些西方的记者先扛着摄像机来了。’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给‘卢克索事件’重新定性，我只是要说明话语权的重要性。而话语权来自哪里？来自亲历，来自我们的记者能够同步地出现在事件发生的第一线。
“我们记者的护照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世界上的130多个国家。我给每个一线工作人员都上了高额保险，有突发事件需要紧急采访，只要打电话通知一下部门备案就可以。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说明做新闻我们不能总当第三者。回想在凤凰诞生之前，几乎所有华语传媒在重大国际新闻的报道队伍中基本处于缺席的状态，只要是报道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我们多是采用APTN （美联社电视新闻署）或是CNN（有线电视新闻）等西方媒体提供的片断。但现在不同了，‘9＆#183;11’凤凰在，‘别斯兰’凤凰在，‘东南亚海啸’凤凰也在。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华人已经习惯了看新闻，看凤凰，这就是新闻成本带给凤凰最直接的东西——告诉世界，有新闻的地方有华人在，有凤凰的声音在。
“1996年和凤凰卫视同时诞生的还有半岛电视台，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趋势。世界上讲阿拉伯语的人口超过3亿，讲汉语的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5，大家需要突破以往英语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某种意义上，别人也许也正在期待着你再突破。如果你做媒体，没人反对你，没注意到你，落地无声，那你肯定很痛苦。你在现场了，你说话了，别人把你当对手了，往大了说，这证明你的国家有力量了；往小了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机会来了。”
现在也许已经没人能质疑凤凰在华语世界中开始享有重大新闻的“解释权”，正如无法想象如果这10年没有凤凰，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哪些改变一样？
3个手机的用途
刘老板随身带着3个手机，为的是可以随时看到新闻的第一现场；手表可以看5个不同国家的时间，为的是可以随时掌控凤凰对事件报道的进程。而所有凤凰人的手机也全部是24小时开机，怕的是错过任何一次新闻采访的机会
。“我第一次知道手机可以在网上看即时新闻的时候，就立刻买了一部，世界新闻尽在身边才是凤凰应该有的感觉。我的一部手机里还存着不少最新的游戏，比如最新的高尔夫球。我以前非常爱打高尔夫，但现在没时间了，手机的科技给我提供的休闲空间也是不能取代的。”
在凤凰，刘老板总是在倡导文化“救亡论”，他总是说：“电影，我们打不过好莱坞；卡通，我们拼不过迪士尼；手机，欧美占据大部分网络市场，我们帮人家点钱点到手软。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经济腾飞了，而我们的文化却没有腾飞。”
“应该有种文化的使命感，每个凤凰人都希望自己的报道能掷地有声，能获得最大的成就感。这就像凤凰的一张入场券，进来的人都是奔着这个成就感来的。也许有钱的原因，但这绝对不是决定因素。在我的经营理念里，一切的想法都围绕着‘少花钱要办事，还要办出点名堂’这个中心。许多凤凰员工拼命工作，就像长在新闻里面，想要的不过就是观众的认可，或者我的表扬。”
说到这儿，刘老板还特意说起了与本报的一段往事，“1998年3月19日，吴小莉在两会上受到了朱总理的点名表扬，贵报在第二天就以小莉为封面进行了报道，这对于刚刚破壳的凤凰来说是件大事。我也非常激动，紧紧抱了小莉一次。没有物质，只有精神。在凤凰，我能提供给文章下面广告ar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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